回应者 The Respondent

两种影响

先把“影响”拆开，并且给“范围”一个定义。一栋建筑的影响有两种。第一种是实体影响：它改变了哪块地、哪条街、哪些人的生活。第二种是命题影响：它提出了什么东西，可以被另一个人拿到另一块地上使用。本文说的“影响范围”，指第二种影响被采纳的地域和人群范围，与复制数量无关；一种户型被复制十万次，只说明它被复制了十万次，采纳者没有从中拿走任何命题。

命题影响要发生，必须经过一次抽象。黑格尔在《精神现象学》“感性确定性”一节里讨论过“这个”“这里”“现在”：当我试图说出眼前这一个特殊物时，说出来的每一个词都是共相，“这里”适用于任何地方，特殊物本身在语言里留不下来。建筑传播的情形与此相同，而且不限于语言：图像脱离了场地，图纸脱离了场地，亲身到访之后带走的是记忆，记忆也已脱离场地。流水别墅的影响遍及全球，被传走的是“住宅可以建在景观之上，而非面对景观”这一命题，熊跑溪没有跟着走。凡是能被带走的，都已经脱离了那一个特殊场地；凡是留在场地里的，都带不走。这一步抽象并非可选，它是传播的必要条件。

但抽象掉的只是“这一个场地”，被带走的可以正是“与场地建立关系的方式”。流水别墅传走的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场地关系的命题。所以“结合场地的建筑影响范围小”这句话不能直接成立，它成立与否取决于结合是哪一种结合。

三种关系

“结合场地”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关系。

第一种是服从。场地的条件被当作给定，建筑的任务是满足它、顺应它、把它显现出来，建筑自身不提出任何超出条件的东西。第二种是约束。场地与预算、规范、结构、材料并列，建筑必须满足它，但意义不由它给出，建筑的命题另有来源。第三种是处理。场地被当作材料，建筑对它进行改写、叠加或重组，场地既不限制建筑，也不给建筑意义，它是被操作的对象。艾森曼把场地历史图层叠印进平面，罗西用类型对城市进行重述，流水别墅把溪流和岩层变成一个住宅命题的组成部分，都属于这一种。

现在可以把影响范围的问题说清楚。第三种关系产生的命题可以极强，因为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可以被带走的方法，场地结合得越深，方法越具体，越能传播。第二种关系下，建筑的命题与场地无关，影响范围由命题决定，场地不参与。只有第一种关系下，可抽象的部分趋近于零：建筑做的一切都是对当地条件的回应，条件换了，回应就失效，能带走的只剩“应当回应场地”这一句空话。所以真正与影响范围成反比的是对场地的服从程度，而非结合程度。“结合场地的建筑影响范围小”这个判断，只对服从型成立。

反过来看这个结论。影响范围最小的建筑并不是通属建筑。库哈斯在《通属城市》（1995）里描述的那类东西——没有历史、随处可复制的机场、商场、标准写字楼——复制数量最大，命题影响为零，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在影响范围的坐标上。影响范围最小的，是那种做得极好的服从型建筑：它对场地的回应无可挑剔，也因此无一处可以带走。

回应者

服从型的“结合场地”有明确的理论出处。诺伯格-舒尔茨《场所精神》（1979）把海德格尔《筑·居·思》（1951）里“筑造让栖居发生”的论述转成了建筑学的规范：场所先于建筑存在，有它自己的性格，建筑的任务是把这一性格显现出来。在这个结构里，意义来源在场地，建筑负责接收和显现，建筑是回应者。

弗兰姆普敦《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》（1983）比这复杂一些。他借用利科《普遍文明与民族文化》（1961）提出的问题——如何在成为现代的同时回到源头——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普遍技术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中介，并明确接受普遍技术。所以不能说他反对普遍性。但看他的六要点在操作层面给出了什么：地形、气候、光线、触觉。这四项全部是地方项。普遍那一侧除了“接受现代技术”这一句表态，没有任何具体内容。所谓中介，实际上是单向的：地方项决定形式，普遍项只提供手段。一个只有一侧有内容的中介，运行起来就是服从。他给这篇文章加的副题是“抵抗的建筑的六要点”，抵抗的对象是无场所的同质化，这没有错；问题在于他给出的抵抗方式，把建筑从提出者变回了回应者。

这里要把两个主体分开。这一学说要求每一栋建筑把范围限定在局部，同时它自己追求最大范围的传播，并且做到了，从美国传到欧洲、日本、拉美、中国。这两者并不矛盾：学说是一个普遍命题，“建筑应当忠实于局部”对所有局部同样有效，它能传播正因为它已经是共相。真正的问题是它对建筑的要求：按它的要求做出来的建筑，每一栋都只对自己的场地有效，影响范围小是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，而这一结果被表述为美德。

默认

至此可以回到那句话。“结合场地”在三种关系之间不做区分，这本身没有问题，一个概括性的要求可以留待具体判断。问题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方式。

在评审、评图和竞赛评语里，这句话极少被肯定地使用，它几乎总是以否定形式出现：“这个方案没有结合场地。”被否决的对象，通常是形式来源在场地之外的方案。要注意这个否决的逻辑：如果场地只是约束条件之一，那么一个形式来自别处的方案只要满足了场地条件，就不能被这一条否决，评审只能说它不满足某项具体条件；如果场地是被处理的材料，那么形式来自别处正是处理的前提，更不能被否决。只有把场地当作意义来源，“形式来自别处”本身才构成罪名。所以这句话每一次以否定形式使用，都在实际上选择了服从型。评审者未必持有诺伯格-舒尔茨或弗兰姆普敦的立场，但否决权的行使方式已经替他们持有了。

这就是这句话的代价。它没有说建筑必须是回应者，它只是把否决权交给了场地，而否决权只有在场地被当作来源时才能行使。于是每一个通过评审的方案都是回应者，每一个提出者都在评审里被淘汰，或者学会在提出之前先服从。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：建筑是否有权提出超出场地的命题？回答“有”，场地就是约束或材料；回答“没有”，建筑就是回应者，它的一切都由场地给出，包括它的沉默。这句无人反对的话没有替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，但它的用法已经替所有人回答了。